专制时代的老百姓为什么都不爱国?|共识头条

2016-02-21 李西堂 共识网 共识网


共识君按
爱国的前提是国家要确实可爱。
专制统治的结果
李西堂


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是衡量政府好坏的最重要标准之一。两千年间,不受任何制约的中国极端皇权专制政府,由于拥有绝对力量优势、居于绝对支配地位,因而形成皇权“单边主义”,一贯实行极其残酷的血腥统治,其与人民的关系往往表现为严重的敌对关系,这是理解中国历史的关键之一。


一、数千年封建专制政府对人民的残酷杀戮


晚清社会流传一句“三角债”式的名言:“朝廷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朝廷。”封建专制政府对内通常显得十分强大,而对外则不尽然。因为,对外要与不受朝廷统治而又十分强大的洋人交涉,情况自然不妙;而对内则用“格杀勿论”的极端办法肆意对付手无寸铁、极其分散的老百姓,朝廷能不显得十分强大、百姓能不害怕朝廷吗?


数千年间,封建专制政府对人民的杀戮是极其残酷的。秦汉之际八年动乱,人口由2000多万减少到1000万,丧亡过半;汉武帝末年,“海内虚耗,人口减半”;西汉末年不到20年的动乱,人口由近6000万降到2000万左右,减少2/3。东汉末年人口达5978万人,经过三国群雄混战,到西晋初年仅存1600万人,也减少2/3之多。其他如西晋八王之乱、“五胡之乱”、梁末永嘉之乱、隋末天下大乱、唐代安史之乱、唐末五代大乱、元末及明清之际的大屠杀,无不造成人口大量丧亡,有的县甚至仅存几十人!(如顺治十六年,四川温江县仅存32户54人,见民国《温江县志》卷1)。“安史之乱”八年,人口从5292万人减少到1699万人,死亡3593万人!从安史之乱到宋初,历经百余年战乱,人口一直徘徊在2000万上下。(详见佟新《人口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1-388页)14世纪,欧洲流行黑死病,人口大减了1/3,但和中国封建社会大动乱引起的人口减少程度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了。


1645年四月,清军攻下扬州城,展开十天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扬州百姓死亡80万人,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嘉定则反复三次遭到清军血洗,死亡不下20万人;江阴军民不论男女老幼,几乎被屠杀殆尽!史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和“江阴屠城”。


这种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直到近代依然时有发生。例如,皖南、苏南、浙东地区,原来经济富庶,人口稠密,同治二、三年(1863、1864年),湘军占领太平天国的皖南、南京附近后,创伤极为严重。曾国藩说:“徽、池、宁国等属,黄茅白骨,或竟日不逢一人。”(《曾文正公奏稿》卷21,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刻本,第14页)。“皖南及江宁各属,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同上书,卷24第7页)。李鸿章描述同时期淮军占领下的苏南情形说:“查苏省民稠地密,大都半里一村,三里一镇,炊烟相望,鸡犬相闻,今则一望平芜,荆榛塞路,有数里无居民者,有二三十里无居民者。间有破壁颓垣,孤嫠弱息,百存一二,皆面无人色,呻吟垂毙。”(《李文忠公奏稿》卷三,光绪31年刻本,第44页)。左宗棠记述战后浙江的情形说:“遗黎仅存者,率皆饥疲不堪,面无人色。甚则槁死破屋之中,胔骼纵横,无人收殓,疫色流行,田土荒废。”(《左文襄公奏疏》卷2,第35页)。面临如此残暴的封建专制统治,百姓能生存吗?人民能爱国吗?社会能进步吗?


官军的暴行远远超过反叛的农民军。咸丰十年到十一年间(1860—1861年),有战场亲身经历的中国近代邮政倡导者李圭承认:“官军败贼及克复贼所据城池后,其烧杀劫夺之惨,实较贼为尤甚,此不可不知也。”又说:“至官军一面,则溃败后之虏掠,或战胜后之焚杀,尤属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其惨毒实较贼又有过之无不及,余不欲言,余亦不敢言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李圭《思痛记》,第474、481页)。一个奉天府丞记述说:“兵于贼将至之时,或托言击贼而先逃遁,或扬言贼至而先肆掠,奸人妇女,抢人财物。故人不曰被贼祸,而曰遭兵劫。离散人心,莫甚于此。”(同上书,第3册,第363页)。


天京沦陷时,城里的太平军只有一万多人,其中还有一部分突围出城。曾国藩上报皇帝说:曾国荃率所部在南京城内“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曾国藩的报告还说:太平军方面放火焚烧,把宫殿府宅都烧掉了,“三日夜火光不息”(《曾文正公奏稿》卷25,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刻本,第8页)。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的日记描述城破七天后他所目睹的情形说:“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能静居士日记》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这就是说,湘军攻克南京后,除了强迫一部分壮丁为他们“挑担”服劳役和把四十岁以下的妇女悉数抢走以外,其余男女老幼尽遭杀害,有的甚至被砍了数十刀!


湘军攻破南京30年后,湖南人谭嗣同叙述他在南京的见闻说:“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气象。本地人言:发匪(指太平军)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不料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尽数)悉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上欧阳瓣蔃师书》。《谭嗣同全集》,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326页)。


战争和官军的屠杀使人口大量减少,这种情形在苏、浙、皖三省很是突出。例如,江苏吴江县1820年已有57万多人,而战后的1864年竟降至20万挂零;浙江嘉兴县1838年已有近52万人,战后的1863年只剩下15.8万多人(据光绪三十年的《吴江县续志》和光绪四年的《嘉兴府志》。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53、156页)。1850年全国人口4.26亿,经过清军与太平军、捻军十余年厮杀,到1866年竟锐减为2.6亿,死亡1.66亿人!(佟新《人口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8页)战后若干年间,这些地区大片良田竟成无主荒地,有些流亡地主返乡,找不到佃户为其耕种。清政府为此三令五申要地方官设法招民垦荒。同治八年(1869年)的一个上谕说,对于垦荒的农民应“缓其通租,假以籽种,俾有归农之乐”(《同治朝东华录》卷77,第17页)。人口被“官军”大量屠杀,遍地血腥,还有什么“归农之乐”?


我们再举若干明末的例子。


1643年九月,李自成攻占西安,崇祯帝朱由检急召群臣议政,朝臣马世奇揭露官军的暴行说:“今闯(闯王李自成)、献(张献忠)并负滔天之逆,而治献易,治闯难。盖献,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非附闯也,苦兵也。一苦于杨嗣昌之兵,而人不得有其田园。再苦于宋一鹤之兵,而人不得有其家室。三苦于左良玉之兵,而人之居者、行者,俱不得安保其身命矣。贼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剿兵安民’为辞,一时愚民被欺,望风投降。而贼又为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故目前胜着,须从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须从督抚镇将约束部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明季北略》卷19)。被骂作“贼”的起义军,“散财赈贫,发粟赈饥”,显然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官军要好千百倍!难怪人心向背,至为明显。国家已经大失人心,而明王朝的官军却趁机奸淫掳掠,焚烧残杀,唯恐天下亡得不快!


明末郧阳巡按高斗枢,曾经亲率数千地方杂牌部队与农民军连年作战,他在《守郧纪略》一书中记述明末官军的残暴表现说:崇祯十四年(1641年)六月,高斗枢奉命驻守郧阳。七月初,他从长沙动身,路过荆州、襄阳,八月初六进入郧阳。一路数百里的农田里都长满了蓬蒿,村落破败,没有人烟。惟有靠近城市的一些田地,还偶尔有人耕种。


高斗枢说,在他抵达郧阳前的十几天,左良玉率领的二三万官军路过此地,官兵一下子涌入城中,城中居民没有一家不遭暴兵破门而入,“淫污之状不可言”。几天之后,大军开拔,又将城里所有人家洗劫一空!十多天后,高斗枢到达此地,竟然找不到一点食物。士绅和百姓见到他,无不痛哭流涕,不恨贼而恨官军!


高斗枢不愿细说官军的“淫污之状”,但时人李清(1602—1683年)则说:左良玉的兵一半是群盗,十分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先用木板将人夹住,慢火烧烤,胖人的油脂能流淌一地。妇女被抢掠出门,公然就在大街上奸污。有些被劫到船上的妇女,望着岸上的父亲或丈夫放声痛哭,立刻就被恼怒的暴兵砍下脑袋!(李清《三垣笔记·弘光》下)。


左良玉部队的残暴是出了名的,其“扎营之处,方圆数十里,妇女悉被奸污”,因而不仅老百姓畏之如虎,就连有的地方官也禁止左军入城。但公平地说,左良玉的军队在中国历朝历代甚至在明朝官军中并不是最坏的。更令人发指的是,有的部队为了掩败、领赏,往往“杀良冒功”,就是砍下无辜百姓的人头作为自己杀敌的凭证。至于动辄以“打粮”为名,劫商贾、搜珍奇、淫妇女、焚民居,更是司空见惯。因而,明代老百姓有“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的说法,而正是这一“梳”、一“篦”(细密的梳子)、一“剃”将老百姓推到与君王势不两立的敌对状态中。


军队残暴,根子不在将领,更不在士兵,而在最高统治者。我们知道,明末官场贪污纳贿为历代之最,即使组织严密的正规军,将领们虚报兵额、贪污军饷,实际到士兵手里的饷银所剩无几。当时,一万兵额通常只实有六千人。锦州总兵吴襄(吴三桂之父)的边防军,名册上有八万之众,实际只有三万,其余五万空名的兵饷,当然就被虚报冒领了。吴襄用这些军饷,为他养活私人家丁竟达三千人!


问题是,堂堂官军王师为何竟对百姓凶残到这种地步?根子全在帝王专制制度。比如,拥有至高无上权力、不受约束的崇祯皇帝,嗜钱如命,竟然长期不愿给军队发饷!1628年,陕西军队欠饷达30多个月;1629年,延绥、宁夏、固原三镇欠饷达36个月!此后到亡国时的十余年间欠饷更加严重,左良玉的部队和明朝所有官军大体都是这种处境。迫于饥寒的士兵,唯一的生存办法就是四处抢劫,其对百姓能不凶残吗?


二、和平年代专制政府也不让人民过好日子


兵荒马乱时期固已如此,即是和平年代,专制政府也不让老百姓有好日子过。


封建政府对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是极其残酷的,正规赋税、徭役兵役和各种苛捐杂税之外,更要命的是从皇帝到各级官员的非法勒索和盘剥,不然皇帝的“进奉”和“三年清知府”的“十万雪花银”从何而来?仅此一点就常常使百姓活不下去。民间有“灭门的知县,破家的县令”和“官逼民反”之语,是说一个县令可以合理合法地把小民整到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地步,百姓无一不是被官府逼反的。


小小一个县令尚且如此凶残,皇帝就更不得了。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三月,雄伟的乾清宫、坤宁宫失火焚毁,皇帝朱翊钧借口重修宫殿,派出大量太监奔赴全国各地,担任“税使”、“矿监”、“采办”、“采造”,进行疯狂掠夺,史称“采榷之祸”。


“税使”、“矿监”们有皇帝撑腰,下去之后,成立“中使衙门”,凌驾于地方政府之上,勾结当地流氓恶棍、土豪劣绅,无恶不作。皇帝还授予他们指挥地方官员、专折密奏的权力。地方官员不听指挥,太监们除了采用暴力处置外,有权向皇帝纠举。只要是太监们的上书,皇帝不论是非曲直,立即派锦衣卫,将被劾奏的地方官员逮捕下狱,举国为之恐惧。


“税使”遍及全国各地,到处设立关卡,无论商人、官吏、农工、艺人,都得征税,包括农家的房屋车船、农田作物、猪狗鸡鸭、只牛匹马,无一不税,不仅百姓遭殃,官绅也在劫难逃。


“矿监”就更不得了,他们下去之后,首先征收大量地痞无赖,充当骨干,再从中挑选贴身护卫百余人,横行州县乡里。这些合法的强盗,每到一地,不论地方有无矿藏,都要胁迫地方官员征发百姓开矿,开不出矿时,便勒令百姓赔偿。甚至干脆不去开矿,硬指着百姓的房屋、田园、坟墓,声称下面有矿,百姓只有献上金银财宝,否则矿监就借开矿之名,强行拆毁房屋、挖掘坟墓,抢掠奸淫,随意杀人!云南矿监杨荣,恣行威福,一次就杖杀民众数千人。其余各地,大率与此相似。


矿监、税使敲诈所得,十之八九落入私囊,而朱翊钧皇帝每年从中得到的“十之一二”白银,也有上千万两之多。因为利益的关系,皇帝对无恶不作的矿监、税使们十分信任,而对大臣们的苦苦忠谏却不理睬。公元1600年,安徽凤阳巡抚李三才上书说:“陛下为斯民主,而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拆人之产、掘人之坟,即在敌国仇人,犹所不忍。”(《明史记事本末》卷65)。但皇帝毫不理会。如此敲骨吸髓的暴政,一直实行到朱翊钧逝世,历时24年。这期间不断激起大规模民变,反抗斗争遍及全国,皆被朝廷剿杀。


“采办”、“采造”的恶行也都与矿监、税使不相上下。但这些罪恶暴行绝非万历年间仅有,锦衣卫、东西厂、内行厂和魏忠贤的暴政,哪个也不亚于此;当然这些罪恶至极的暴行恶政,也绝非明代仅有。如宋徽宗“花石纲”的搜刮,“流毒州郡者二十年”,(《宋史·朱勔传》卷470)成为激起方腊起义的主要原因,我们不必细述。这里只借白居易《宿紫阁山北村》一诗感受一下大唐天子的“皇恩”:


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村老见予喜,为予开一尊。


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紫衣挟刀斧,草草十余人。


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飧。主人退后立,敛手反如宾。


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


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


得到皇帝支持的“采造家”们,竟对副宰相白居易这样的高官都敢无礼,百姓岂敢言语!


更有甚者,唐德宗李适对财物贪得无厌,长年派宦官到各地宣读圣旨,索取金钱,谓之“宣索”(《资治通鉴》卷233,贞元三年九月、四年二月),不断接受各地进贡。这些贡物名目繁多,分为月进、日进,数额动辄数十万。地方大员借进贡之名,大肆搜刮,所得财物,大都私吞,进贡上去的只是十分之一二(同上书,卷235,贞元十二年六月)。凡是向皇帝李适直接行贿的官员,往往得到提升,即使犯了死罪,也会得到释放。由于皇帝带头索贡,致使地方各级官员,专以搜刮为公务,百姓苦不堪言。


最初,皇宫从市场上购买东西,都还照价付款。后来,皇帝李适发现他的权力不受限制,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遂大起胆子,发明了一种叫“宫市”的高效敛财方法。他任命宦官担任“宫市使”,手下有“白望”(意即白吃白喝白拿)数百人,专在街头左右张望,发现想要的货物,立即手拿公文,强行抢夺。渐渐连公文也不要了,只要“白望”们望见有东西可抢,立即一拥而上,宣称这是“宫市”,货主都得白白送上,不敢索要分文,有时还得交上一笔运送货物的“进宫钱”和“车马费”。大臣们不断进谏,揭发“宫市”的罪状,皇帝一概不听。(同上书,卷235,贞元十三年十二月)。


还有一种叫“五坊小儿”的恶政。“五坊”原是五个专为皇宫捕养雕、鹘(一种凶猛的鸟)、鹰、鹞、狗等各种宠物的机构。但在李适皇帝的纵容下,其中的工作人员“五坊小儿”,全是一伙凶恶残暴的无赖之徒。他们常常在大街小巷牵犬擎鹰,张网捕雀,借以勒索钱财。有时故意把罗网张设在人家门口、井口,不拿钱就不许人家出入、打水。有人稍一靠近,他们就借口惊了进贡的鸟雀,立即围上去痛打,直到被打的人拿出钱财,他们才扬长而去。这伙人常常在饭店白吃白喝,醉饱之后,起身就走。有些店主不知道他们是谁,索要饭钱,多半被打骂。有时恶棍们竟会留下一袋毒蛇作抵押,说:“这些蛇都是为皇宫捕捉的,现在拜托你好好喂养,不要让它饥坏渴坏了!”店主这才后悔莫及,苦苦哀求,他们才肯把毒蛇带走。(《资治通鉴》卷236,唐顺宗永贞元年二月)。这些伤天害理之事是不绝迹,都是和平年代“皇恩浩荡”的专制帝王亲自导演的暴行。


呜呼,如此政府、如此官员,领导中国数千年,老百姓能有好结果吗?中国能不落后于西方吗?


三、封建专制时代的老百姓为什么都不爱国


爱国的前提是国家要确实可爱,否则老百姓不但不爱国,甚至还会盼望其速亡。夏朝的老百姓不是指着太阳骂道:“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吗?(《尚书·汤誓》)


封建政府对人民如此残暴,百姓当然不爱政府不爱国。梁启超沉痛地写道:“欧西、日本有恒言曰:中国人无爱国心。斯言也,吾固不受焉。而要之吾国民爱国之心,比诸欧西、日本殊觉薄弱焉,此实不能为讳者也。”梁先生分析国人不爱国的原因说:“数千年之民贼,既攘国家为己之产业,絷国民为己之奴隶,曾无所于怍,反得援大义以文饰之,以助其凶焰,遂使一国之民,不得不转而自居于奴隶,……虽欲爱国而有所不敢,有所不能焉。何也?奴隶而干预家事,未有不获戾者也。既不敢爱不能爱,则唯有漠然视之,袖手而观之。家之昌也,则欢娱焉,醉饱焉;家之败也,则褰裳以去,别投新主而已:此奴隶之恒性也。故夫西人以国为君与民所共有之国,如父兄子弟,通力合作以治家事,有一民既有一爱国之人焉,中国不然,有国者仅一家之人,其余则皆奴隶也。是故国中虽有四万万人,而实不过此数人也。”(《梁启超文选·中国积弱溯源论》上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66、68—70页)。


国家主要是帝王及其臣属的,普通老百姓,谁来统治对他们都一样。因此,爱国只在政权体制内的人身上才有所体现,普通老百姓是不会认真、也没有资格爱国的,往往持观望态度者居多。


英国密尔指出:“在专制国家最多只有一个爱国者,就是专制君主自己。”人民远离政治,他们只关心物质利益和私生活。如果这样,必定是这个民族衰落时代的开始,它往往会被更强大的君主国所征服。(应克复《西方民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修订版,第192页)。


事情果如所料。鸦片战争前夕,一个叫安德森的鸦片贩子鼓动英国政府发动侵华战争说:中国“一般人民并不喜欢他们的政府”。所以,“对于中国,和对于一切软弱的政府一样,勇敢地施用武力,可以收到意外的效果。……但是……不可对一般中国人加以损害,否则便使我们的利益与政策受到损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2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663页,英国蓝皮书《对华贸易有关的英商给政府的呈文》)。鸦片贩子不仅看到中国“一般人民并不喜欢他们的政府”,进而就想在战争中采取种种“亲善爱民”措施,以赢得“一般中国人”的好感。洋人这种“争取人心”的政治眼光和见识,尽管卑之无甚高论,但在惯于施行残暴统治的中国封建皇帝及其政府看来,可谓“志不在小”!


果然我们看到,1841年初,在广东与英军作战的将军奕山、杨芳等人,“屡奏粤民皆汉奸,粤兵皆贼党,故远募水勇于福建,而不用粤勇。官兵擒捕汉奸,有不问是非而杀之者,粤民久不平。而英人初不杀粤民,所获乡勇皆释还,或间攻土匪,禁劫掠,以要结民心。故虽有擒斩敌人之赏格,无一应命。当洋兵攻城,居民多从壁上观。”(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呜呼,中国统治者和英国侵略者对待“粤民”的态度竟有如此反差,难怪“洋兵攻城,居民多从壁上观”,甚至踊跃去当汉奸!这就是专制制度残暴统治的结果。


鸦片战争失败不久,统治者自己也承认,封建政府已不能做任何对人民有利的事。两江总督耆英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皇帝密折中说:“自古远猷,攘外必先安内。……今之牧令,不理民事,不问疾苦,动辄与民为难,以致民情涣散,内不自安,何暇攘外?”“官与民,民与兵役,已同仇敌,良民与莠民亦成水火”。他把这种现象的产生说成是由于坏官员造成的,但他承认“好官员”实在很难找到。道光皇帝尽管也提不出任何解决的办法,但在这份奏折上的御批至少坦承:“所论一切情形均非虚妄,朕翻阅再三,倍觉可叹可恨!”(故宫博物院1931年出版《史料旬刊》第35期,第291—293页)。这与距此200年前明末官员马世奇揭露官军虐杀人民的情形一样,官府“动辄与民为难”,民众能爱国吗?


这些事实说明,中国封建政府不爱自己的人民,人民也不爱政府。不仅不爱,封建统治者还把民众视为最可怕的家贼,最害怕的就是人民起来反抗,所以历代封建王朝的军事指导思想,重在防内而不是防外,“防民甚于防寇”是其一贯国策。而人民平时只有退宿忍让,一旦有人组织就会起来反抗;或者一旦遇到外敌入侵,就会幸灾乐祸,作壁上观,甚至为入侵者帮忙,希望外敌替他们狠揍“自己的”官府和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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