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鲍曼 | 英雄主义、现代主义和乌托邦冲动

2016-02-21 詹姆斯•鲍曼 jingluewangkan jingluewang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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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主义、现代主义和乌托邦冲动

 

詹姆斯·鲍曼/文
傅春晖/译




共产主义是西方智识生活中乌托邦主义的张力重现的一个强有力例证。共产主义本身或许已经成为明日黄花,但作为其基础的乌托邦式思想习惯却仍在徘徊,即使在那些共产主义的憎恶者那里也是如此。相应地,这种思想方式的存续,是我们的文化在远航过程中偏离了英雄主义过往而无处可去的结果。

 


【译按】在美国的保守派中,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论调,即美国的文化传统和政治实践深受乌托邦思想的浸润,迷信以理性为基础的制度设计,导致诸般乱象百千沉疴。诺齐克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中,便称美国为“元乌托邦”(Meta-Utopia)。在美国日益陷入“政治衰败”之际,乌托邦又成为保守派们口诛笔伐的对象。(参见马修·康提内蒂,《美国混乱的根源》,《经略》第十一期,2011年12月)这些论说在智识上不乏闪光之处;不过,认为自己找到了症结的保守派论述,很多时候本身更像是美国内外困境的症候。审视这些文字,可以增益我们对美国的理解。

 

人们为什么该爱教堂?他们为什么该爱她的律法?

她告知他们生死之义,以及他们会忘记的一切。

他们强硬之处她软和;他们软弱之时她强硬。

她告知他们罪与恶,以及其他令人不快的事实。

通过梦想完美得无人需要修行向善的体系,

他们不断地试图逃避

身心内外的黑暗。

可是真实存在之人将遮蔽

假装存在之人。

——T.S.艾略特,“《磐石》中的合唱词” [1]

 

 

当菲利普·肯尼卡特(Philip Kennicott)在《华盛顿邮报》上谈论新建于华盛顿特区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上的献词时,他指出,纪念碑被植入了一个隐微的、“有争议的”(contentious)主张:“左派没能充分地抵抗共产主义”。事实上,很难说有何“争议”可言,许多左派压根就没抵抗过共产主义,其他左派则为这一体制竭力辩护。大部分左派过去是——而且现在仍是——“反反共产主义者”(anti-anti-communist)。


罗伯特·谢伟思[2]Robert Service)最近在《新政治家》(TheNew Statesman)上抱怨道,仅仅因为他在《同志们:共产主义世界史》(Comrades:A World History of Communism[3]一书中提及了那些在共产主义政权下丧失了生命和自由的人们,一位英国媒体的评论家就给他安上了现代英国知识分子语汇中最令人鄙夷的称谓:“新保守主义者”(neocon)。谢伟思感伤地表示,“共产主义,好比原子能燃料,余生很长”。确实如此。但他并没有探寻原因。我认为,其原因在于,共产主义是西方智识生活中乌托邦主义的张力重现的一个强有力例证。共产主义本身或许已经成为明日黄花,但作为其基础的乌托邦式思想习惯却仍在徘徊,即使在那些共产主义的憎恶者——乃至令人生畏的新保守主义者——那里也是如此。相应地,这种思想方式的存续,是我们的文化在远航过程中偏离了——被其下定决心所拒斥的——英雄主义(heroism)过往而无处可去的结果。

 

超越对英雄的呼唤

2007年4月,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发生的前一天,我刚刚从加利福尼亚州一个有关英雄与英雄主义的会议上归来。或许是因为这个机缘,我注意到了平常可能不会如此关注的地方,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媒体报道似乎费尽心思地削弱这起悲剧引起的一两例英雄主义事迹的影响。尤其是76岁的大屠杀(Holocaust)幸存者利维乌·利布雷斯库(Liviu Librescu)的事迹:他用身体堵住了教室的门以阻止凶手进入,给他的一些学生从窗户逃走留出了充足的时间,他本人却因此而牺牲了。在我看来,利维乌·利布雷斯库至少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颂扬。然而,新闻媒体却明显希望对此事轻描淡写。利布雷斯库的英勇行为有时会被一笔带过,但这仅仅局限于将他视为一名受害人的语境中。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


保罗·格林格拉斯[4]Paul Greengrass)2006年的电影《93号航班》[5]United 93)同样明确体现了淡化(de-emphasize)英雄行为的努力。格林格拉斯曾经坦率地承认,取得2001年9月11日第四架被劫持的飞机——它后来坠毁于宾夕法尼亚州的某片田野——上遇难者家属的配合与支持的条件是:没有人应当被作为英雄单列出来。碰巧的是,我们至少知道四位在那架航班上,不论以何种标准审视,都作出了英雄举动的人——托德·比默(Todd Beamer)、杰里米·格利克(Jeremy Glick)、托马斯·伯内特(Thomas Burnett)以及马克·宾汉姆(Mark Bingham)。但人们却认为,任何认可或颂扬那种英雄主义的企图,都暗中贬抑了那些没有获得认可的乘客。杰尔·朗曼(Jere Longman)曾写作了一本名为《英雄当中》(Among the Heroes)的书,讨论那些93号航班上的人们对劫机者的反抗。他在书中记述了一次遇难者家属的会议,在会上,马克·宾汉姆的母亲曾说,乘客们“并不都是英雄”,并坚持认为这种强制性平等(enforced equality)“对他们的回忆和真相而言都是一种伤害”。郎曼写道,此话说完以后,有“两三人十分生气并离开了房间”。一位其他家庭的成员说:“这就像说,‘为什么贬低其他所有人?他们都已经去世了’。”



震惊世界的911事件


我们的文化何以走到这样一种境地:一部分人的英雄主义,被认为是对其他人的贬损;整体而言,英雄主义成了一种尴尬,一个在公众视野下不能被提及的话题,以免冒犯并非英雄的人(non-heroes)。碰巧在我参加的加州会议上,曾有一期议程被用来讨论约翰·福特[6]John Ford)的电影《双虎屠龙》(The Man Who Shot Liberty Valance)。这部发行于1962年的经典西部片讲述了一个发生在边境小镇辛堡(Shinbone)的故事,一个以李伯尔特·瓦伦斯(Liberty Valance,李·马文[Lee Marvin]饰)[7]为名的杀手、窃贼、枪手正威胁着小镇。一位名为兰塞姆·斯托达德(Ransom Stoddard,詹姆斯·史都华[James Stewart]饰)的律师带着定下规矩(setting up a practice)的理念来到镇上。但他还没有到抵达小镇,他的马车就被李伯尔特及其同伙劫走,他也遭遇抢劫并被打了一顿。具有象征意义的一幕是,李伯尔特撕毁了斯托达德的一本法律书籍。律师抵达辛堡后,困惑地发现这里没有任何执法机关愿意或能够将瓦伦斯绳之以法。汤姆·多尼芬(Tom Doniphan,约翰·韦恩[John Wayne]饰)作为该镇上唯一能与瓦伦斯相抗衡的人,更倾向于忙自己的事。在边境地区,法律是无用的(正如汤姆向新来者所解释的那样):“人们只处理好自己的事”。



《双虎屠龙》海报


福特及他的编剧,詹姆斯·贝拉(James Bellah)和威利斯·德贝克(Willis Goldbeck)想要表达的是,不论如何,文明的建立首先需要的并不是法律,而是英雄主义。必须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去终结威胁着整个共同体的暴力和失序。问题在于,正如老鼠的寓言中所呈现的那样,这里缺乏使任何个体成为那个给猫系上铃铛的人的动力(incentive)。而且,即便这里存在这种动力,关于实施行为的正当程序也不存在任何疑问。对付李伯尔特·瓦伦斯的人,将不得不与李伯尔特一样超越法律的界限——至少要像他那样,有能力威胁目击者,从而削弱法律对他的效力。但电影的作者还试图向我们呈现这如何成为令人不快的、人们试图掩盖的事实。多尼芬被诱导枪杀了瓦伦斯,他自己将其描述为一种“纯粹而简单的谋杀”行径——但在斯托达德看来,这似乎是一种自卫行为,斯托达德是文化(他教小镇里的文盲阅读)乃至法律和文明的代表。


当这些美好的事情正进行之时,瓦伦斯死后,为了辛堡的繁荣,这个死亡事件随后被神话成这个小镇和准州地区——不久后就成了州——的原初传奇。当地报纸的经营者(卡尔顿·扬[Carleton Young]饰)尽管在几年后被告知了真相,但他并不想知晓。他用电影里最为著名的一句台词作出了回应:“先生,这里是西部。当传奇成为了事实,那就宣扬传奇。”他借此回应了达顿·皮博迪(Dutton Peabody,艾德蒙·奥布莱恩[Edmond O’Brien]饰)——他的前任,《辛堡之星》(The Shinbone Star)的编辑——的嘲讽。这令人难忘的一幕发生于瓦伦斯及其亲信在与多尼芬的交锋中节节退让的前几年,当时斯托达德正端着一托盘食物,瓦伦斯故意绊倒了他。


“现在好了,你认为什么能使他们离开?”多尼芬向这位新闻工作者提问如何使瓦伦斯黯然垮台。


“哎呀,”皮博迪嘲讽地答道,“是源于肉汁和土豆泥的法律和秩序的幽灵。”


这意味着,“法律和秩序的幽灵”的力量——亦即凭借其自身的能力,并且独立于孔武有力的人通过杀死或威胁杀死他人来展现他们的统治意志的意愿——是神话的一种形式,它对于他们和我们的文明而言都是根本性的。也正因此,文明同样是神话的一种形式,但只是在这个意义上,那种文明的原则在本质上是乌托邦式的,而我们的文明正在逐渐乌托邦化。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为例,它曾宣称自己是“一个禁枪校区”(a Gun-Free School Zone)——一个法律和秩序的幽灵的祭品,在令人不快的回顾中,它看起来像某种原始文化中为了避免瘟疫而献给神的供品。美国充满了“禁核”(nuclear-free)城市和“禁毒”(drug-free)学校,它们都建立在相同的迷信上——相信民主的能力以及善意的集会可以仅仅通过批准议案就将新的现实变为存在call new realities into existence)。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屠杀带来的唯一政治反响,源于最近有所抬头的——周期性、强有力但不久前还“处于休眠状态”的——禁止暴力手段的冲动,一个近乎乌托邦式的措施。


不论禁枪带来的边际效益是什么——而且理性的人可能对此问题持有异议——我们很难不把禁枪的冲动与一种通过立法实施社会工程的乌托邦信仰联系起来。这种工程的目的往往是创造一种艾略特所谓的“通过梦想完美得无人需要修行向善的体系”。或者我们还可以加上,无人将需要成为英雄的体系。如果仅仅以预防枪支暴力为目的,一个更可靠的方法是,从此将所有all)学生用枪支武装起来,这样一来,你至少可以确定,杀手在自己被杀前,最多只能杀害一两个人。但是,与罪恶的斗争也有某些非乌托邦(un-utopian)之处,乌托邦式的顽固信念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存在。最好通过一项决议来强烈地谴责它。这种世界观依附于其对源于肉汁和土豆泥的法律和秩序的幽灵的内在信仰。有些人把禁枪作为校园枪击问题的解决方案,然而这种方案已经被校园枪击案证明为无效。他们对该方案的热烈支持显示出,他们需要相信政治和法律的力量,以解决最棘手和危险的问题。

 

现代主义之梦

乌托邦倾向根植于我们的文化之中,其程度比我们可能认识到的要深得多。在黑堡枪击案[8]发生的前两周,一场名为“现代主义”(Modernism)的展览,继去年首次由伦敦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9]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举办之后,来到了华盛顿特区的科克伦美术馆(Corcoran Gallery)。这是对一个世纪前的一场风格革命(stylistic revolution)的绝妙展示,这场革命至今仍然影响巨大,并且不局限于对其乌托邦主义的阐释——这是这场展览的核心。当观众步入展览的首个房间以后,一个追问“什么是现代主义?”的标语迎接着他们,而答案是这样的:“这个房间里的标志性展品(Iconic Objects)…由一些毕生相信他们的艺术能够促使乌托邦到来的从业者所创作”。正如展览呈现的那样,这种信念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表达出来,从健美体操到厨房设计,从密斯·凡·德罗[10]Miesvan der Rohe)设计的悬臂式椅子到彼埃·蒙德里安[11]PietMondrian)所绘的色彩斑斓的直线条画。



科克伦美术馆


我原本希望自己能说,我认为这场展览为怀疑论留出了一些余地,乃至触碰到了现代乌托邦主义的讽刺之处,或者多少意识到了“乌托邦(utopia)”意为“没有空间”因而不能被“实现”。然而它没有。“乌托邦(Utopia)”被大写了,因为写下它的人认为其意为“某些地方”——如果不是现在,那么就在将来。正如蒂莫西·本森(Timothy Benson)所言,“在现代主义内部,乌托邦作为一种持续性的、建构性的自我批判的革新方式,一种先锋派核心信条的实践,而发挥着作用:创造性的艺术努力能实现希望,并为更好的人性处境铺路”。这个观察被克里斯蒂娜·罗德(Christina Lodder)放进了展览目录中,在一篇题为“找寻乌托邦”的文章里,她通过指出“乌托邦来源于希腊语,并且同时暗含着两个新词:outopia,意思是不存在之地;eutopia,意思是好地方”,也展现了自己如何能巧妙地将“如烟的无化作栖身有地的有”[12]。换句话说,“不存在之地”(No Place)变成了“某地”(Some Place,因为这在希腊语中是一个双关语。无论如何,这足以使这场“现代主义”展览同时成为一首对乌托邦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赞歌。乌托邦主义和现代主义,尽管一度饱受争议,但现在已毫无疑问地被视为牢固的文化律法(settled cultural law)。


然而,为了重新猜想这两种主义在最初因何饱受争议,而努力回到那位伟大的反乌托邦者T. S. 艾略特——当然这场展览并没有提及这位伟大的现代主义者的这一面——的时代,可能会有所帮助。从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13]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未来主义者(Futurists[14]开始,到随后的风格派[15]DieStijl)和包豪斯[16]Bauhaus),现代主义一直与政治激进主义要素有着密切联系。尤其是在19世纪2030年代,当这一势头步入全盛期以后,勒·柯布西耶[17]Le Corbusier)、沃尔特·格罗佩斯[18]Walter Gropius)等人设想了一场彻底的建筑革命,多少旨在补充当时尚在计划中或正在进行的政治革命:他们提供简单、高效、无装饰的“‘工人的’住房”,摒弃奢侈、多愁善感、装饰性等“资产阶级”价值观。传统必须与传统景象和传统建筑一道被清除,以便意识形态领域和建筑工程师们彻底建立一种新的文明。


对于这个明显的、成熟的乌托邦计划的愚蠢,人们已经很少再争议了——至少比例行公事般对共产主义的谴责要少,这点甚至是肯尼卡特也不会反对。1981年,汤姆·乌尔夫(Tom Wolfe)在《从包豪斯到我们的房子》(From Bauhaus to Our House)中嘲讽了现代主义的乌托邦方面。然而,被他尖锐地批评过的玻璃盒建筑(architecture of the glass box)继续在我们的城市中占据主流,这个情况比四分之一个世纪前更为严重。诚如内森·格雷泽[19]Nathan Glazer)的新书所说,现代主义已经从一个目标变成了一个风格(from acause to a style[20]。它成了从银行到委员会所惯常使用的迈斯风格(Mies-style)的玻璃塔或毕加索和马蒂斯的复制品(原件当然只能被非常有钱的人所购得),被用以装饰中产阶级上层(haute bourgeoisie)的“卧室”。在这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失败的乌托邦主义的残迹仍垂悬其上。我们自身或许已经不再是自觉的乌托邦主义者,但我们仍相信,那些属于(或曾经属于)自觉的乌托邦主义者们,仅仅因为其意图的善良和高贵,就应该得到完全的信任乃至一定程度的尊崇。

 

乌托邦政治学

那种感觉也是汤姆·斯托帕德[21]Tom Stoppard2002年的史诗巨作《乌托邦彼岸》(The Coast of Utopia)的用意,也是它在2007年6月以破纪录的成绩赢得托尼奖的原因。《乌托邦彼岸》包括三部紧密相关的戏剧,分别是《起航》(Voyage)、《海难》(Shipwreck)和《救援》(Salvage),在伦敦西区成功放映后,于2006年末和2007年初在百老汇首次公演。这部三联剧展现了18世纪40年代的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及其他主义(-isms)的酝酿,这最终导致了20世纪的多种乌托邦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悲哀的闹剧(tragic farce)而出现:作为政治哲学,它并不值得被认真对待;但是,因为乌托邦思想家们在生活、爱情和琐碎的竞争中所展现出的人文素质,使其带有了很多辛酸色彩。这些思想家(尤其)包括米哈伊尔·巴枯宁[22]Mikhail Bakunin)和亚历山大·赫尔岑[23]Alexander Herzen)。卡尔·马克思也在其列,但斯托帕德更愿意将其看作一个难以揣测的喜剧演员。赫尔岑是他的最爱,因为他对人类有限性的认知最终将挫败所有的乌托邦方案。“如果我们无法安排我们自己的幸福,”他在剧中说,“却妄想安排我们后人的幸福,这样的自负已经远远不能用庸俗来形容。”



《乌托邦彼岸》中译本


斯托帕德在其他地方提及赫尔岑时曾说:“他的结论是,在我们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抽象的准则曾经实现过”。“没有任何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我和他的密切联系,缘于他发现了一种骇人的傲慢,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能建立一种抽象的对社会的叙述,并使个人生活服从于此。他发现这在道德层面上是令人生厌的。”我们没有理由质疑他的观点的这一特点,但我认为,斯托帕德自身应当可以看作某种感伤主义的乌托邦主义者,正如埃德蒙·威尔逊[24]Edmund Wilson)置身于他在十九世纪乌托邦社会主义时期写就的伟大历史著作《到芬兰车站》(Tothe Finland Station)当中——或E.H.卡尔[25]E. H. Carr)置身于《浪漫的流亡》(The Romantic Exiles)当中,或以赛亚·柏林[26]Isaiah Berlin)置身于《俄罗斯思想家》(Russian Thinkers)当中,这两本书以及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My Past and Thoughts),为《乌托邦彼岸》提供了非常多的原始材料。所有这些,尽管或多或少地对乌托邦主义自身有所怀疑,但都旨在将乌托邦主义的哲学家们浪漫化,将其作为一种从他们思想的“海难”中拯救一些能够为自由主义者所用的东西的方式。


他们都带着一种悲剧式的善意。当然,在《乌托邦彼岸》中,作为核心的噩梦般的二十世纪——其中所有引领性的东西似乎都使遥远的未来变得更遥不可及——需要仰仗那些未来的设计师们的人性。看上去一切都被原谅了,因为他们的意图是如此的良善,他们反对沙皇制暴行的正义怒火是如此的高尚,并且他们对私人生活感受的真实性的信奉与我们如此相像。深受巴枯宁和他的同仁们热爱的德国哲学家的作品只比胡言乱语好那么一点点,胡言乱语是、死和爱等严肃问题的诙谐而模糊的对立面,它最终得到了所有的赞美。尽管马克思丝毫没有被忽视,但将其镌刻在二十世纪历史上的灾难印记,与使其思想赖以成形的知识分子氛围分离开,并不像汤姆·斯托帕德可能设想的那么容易。正如安东尼·格拉夫顿[27]Anthony Grafton)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为百老汇作品撰写的评论中所指出的,列宁回顾了自身和革命的启示源泉,其中赫尔岑位列第二,仅次于马克思。


然而,格拉夫顿也受到了《乌托邦彼岸》中宣扬和鼓吹的、被他称为“情感的革命”(revolution of the sensibilities)的东西的诱惑:


在这个浮夸的时代(age of Blink and Blahnik),当夸张低俗的广播节目主持人的愚蠢在美国媒体上激起一阵道德义愤、但美国政府的破坏性失职行为却没有引发关注时,斯托帕德使我们看到了,全心全意地热爱理念,以一己的全部力量为更好的世界而奋斗,为整日期盼每篇新作的读者而写作,伤害最深爱的人,以及坚持认为不论多好的目的都不能使非道德的手段正当化,这些都意味着什么。《乌托邦彼岸》令我们直面那些复杂而相互关联的、尽了最大努力用不完美方式解决横亘在我们面前的最大难题的角色。


换言之,简化版的乌托邦(utopia-lite)最终只是程序而非体系,是旅程而非目的地。重点并不在于建构什么东西,仅仅在于热切地关注建构某些东西的理念。正是这点,将失败或失意的乌托邦主义者们的道德修养提升到了比——例如“美国政府”——更高的层面。然而,针对布什政府的惯性抨击,不应在未注意到如下问题的情况下被略过,这个问题就是:它所谓的“破坏性失职行为”,其实只是被热切关注并被转化为了政治和军事现实的自由乌托邦。总统布什如何在本质上与那些“复杂而相互关联的、尽了最大努力用不完美方式解决横亘在我们面前的最大难题的角色”区别开?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在他认为民主政府能够被强加于伊拉克的限度内,他是这个巨大的现代主义悖论的受害者。这个悖论就是:我们不想要乌托邦本身,但却想要乌托邦式的方式。并且,我们之所以想要它,是因为这是一种自我认同(self-validation)。它表明,我们相信正确的东西——和平、进步、对生活中受害者的同情以及普世原则——即使我们没有任何清晰的智识计划以使它们在人类社会制度化。它还表明,我们相信错误的东西。所有不被我们相信的错误事物的主角都是英雄,他骑着白马(我们现在认为这是法西斯的象征),力图通过与所有恶人斗争,为自己赢得荣耀(glory),为人民赢得声誉(honor)。



美国总统小布什任内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这也是布什总统为何没有因为他的乌托邦主义而获得来自左翼的感伤乌托邦主义者们(sentimentalist-utopians)的赞誉:因为这有赖于人民——尤其是在美国——保持良善,并与所谓的“恶人(evildoers)”做斗争。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这位乌托邦主义者当中的伽利略式异端——表示,“不幸福的土地,需要英雄”。经过苏联式乌托邦主义的破灭,他相信幸福的土地不需要英雄的观点至今仍发人深省。他的观点与《双虎屠龙》十分相似。我们既不想要李伯尔特·瓦伦斯,也不想要汤姆·多尼芬,因为两者都是自由人,不受富有同情心的社会工程师的法律和规章的约束。我们对这些工程师设计出完美体系的能力,或达到他们自身所期待的人性高度,可能已经丧失了信心。继续坚持工程师们的幻想并装作我们相信这些幻想是真实的,比向绝望投降,要更加容易。后者要求我们承认,我们现在的生活,与我们曾祖父过去的生活,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他们相信——或至少装作相信——生活里没有比为善更重要的事。



[1] [译注] 译文来自《荒原:艾略特文集·诗歌》,傅浩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

[2][译注] 罗伯特·谢伟思(1947—),英国著名俄苏史学者。

[3] [译注] 本书出版于2007年,它“以冷静的笔调,全面介绍了19世纪至今的共产主义运动史,历数了那些撼动历史的大事件,以及卓越的和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以至古巴的卡斯特罗和智利的萨尔瓦多阿连德。他尤其关注知识分子在共产主义运动兴起时所起的关键作用,以及这一运动在鼓动大众时的非凡能量。同时,书中对人民的日常生活、精神面貌和文化领域,亦有详细描述。”详见http://www.gmw.cn/01ds/2007-05/16/content_607456.htm

[4] [译注] 保罗·格林格拉斯(1955-),英国导演、编剧,曾从事记者工作。电影代表作有《飞份之想》(TheTheory of Flight)(1998)、《血腥星期天》(Bloody Sunday)(2002)等。

[5] [译注] 该片是以“9-11”为题材的空难剧情片,由保罗·格林戈拉斯执导,刘易斯·阿尔萨玛利、JJ·约翰逊、特里斯·盖茨、保利·亚当斯等主演。

[6] [译注] 约翰·福特(18941973),美国著名导演,是史上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最多的电影导演,也是美国电影学会终身成就奖首位得主。其作品注重体现勇敢开拓的美国精神,代表作有《铁骑》(The Iron Horse)(1928)、《关山飞渡》(Stagecoach)(1939)、《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1940)、《要塞风云》(Fort Apache)(1948)、《黄巾骑兵队》(She Wore a Yellow Ribbon)(1949)以及《边疆铁骑军》(Rio Grande)(1950)等。

[7] [译注] Liberty Valance的含义为“自由幔纱”。

[8] [译注] 即前文的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校园枪击案。

[9] [译注] 它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装饰艺术和设计博物馆之一。

[10] [译注] 密斯·凡·德罗(18861969),德国建筑师。世界著名的现代主义建筑大师之一,与赖特(Frank Lloyd Wright)、柯布西耶(LeCorbusier)、以及格罗佩斯(WalterAdolph Gropius)被广泛认为四大现代建筑先锋大师。密斯坚持“少就是多”的建筑设计哲学,在处理手法上主张流动空间的概念。

[11] [译注] 彼埃·蒙德里安(1872-1944),荷兰画家,风格派运动幕后艺术家和非具象绘画的创始者之一。

[12] [译注] 此句来源于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51场,引号为译者所加。中译参见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820/20/118154_47541466.shtml

[13] [译注] 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1867-1944),意大利诗人、小说家、文艺理论家。未来主义创始人。

[14] [译注] 未来主义(futurism)作为一场艺术和社会运动,于20世纪初期发源于意大利。未来主义强调速度、技术、年轻、力量,以及汽车、飞机和工业化城市等元素,涉及绘画、建筑、工业设计、建筑、文学、音乐等多个领域。

[15] [译注] 风格派又被称为新造型主义(neoplasticism),这场荷兰艺术运动于1917年兴起于阿姆斯特丹,De Stijl为荷兰语。

[16] [译注] 包豪斯是德国魏玛市的“公立包豪斯学校”(Staatliches Bauhaus)的简称,后改称“设计学院”(Hochschule für Gestaltung),习惯上仍沿称“包豪斯”,两德统一后被更名为魏玛包豪斯大学(Bauhaus-Universität Weimar)。它的成立标志着现代设计的诞生,对世界现代设计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世界上第一所完全为发展现代设计教育而建立的学院。“包豪斯”一词由瓦尔特·格罗佩斯创造,是德语Bauhaus的译音,由德语Hausbau(房屋建筑)一词倒置而成。

[17] [译注] 勒•柯布西耶(1887-1965),法国建筑师、设计师、画家、城市规划师、作家,现代建筑的先锋大师之一。

[18][译注] 沃尔特·格罗佩斯(1883-1969),德国建筑师,包豪斯学校的创始人。现代建筑先锋大师之一。

[19] [译注] 内森·格雷泽(1923-),美国社会学家,哈佛大学社会学系荣誉教授。

[20] [译注] 该书全名为《从目标到风格:现代主义建筑与美国城市的遭遇》(From a Cause to a Style: ModernistArchitecture's Encounter with the American City)。

[21] [译注] 汤姆•斯托帕德(1937-),英国剧作家。

[22] [译注] 米哈伊尔•巴枯宁(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者,集体无政府主义(collectivist anarchism)的创始人。

[23] [译注] 亚历山大·赫尔岑(1812-1870),俄国作家、思想家、革命家。

[24] [译注] 埃德蒙·威尔逊(1895-1972),美国作家、社会批评家、文学批评家。代表作有《美国人的恐慌》(1932)、《死海古籍:1947-1969》(1955)、《向易洛魁族印第安人致歉》(1959)、《啊,加拿大:一个美国人论加拿大文化的笔记》(1965)等。

[25] [译注E.H.卡尔(1892-1982),英国历史学家、外交官、记者及国际关系理论家,代表作有《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家关系》、《历史是什么?》等。

[26] [译注] 以赛亚·柏林(1909-1997),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社会和政治理论家。

[27] [译注] 安东尼•格拉夫顿(1950-),美国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领域为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及历史编纂学。


(编辑/吴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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