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宇晨 | 风起东北亚Ⅱ——东亚均势与朝鲜对外性格的裂变

2016-02-21 孙宇晨 jingluewangkan jingluewang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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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东北亚Ⅱ——东亚均势与朝鲜对外性格的裂变

 
孙宇晨/文





【编者按】本刊昨天推送的文章《风起东北亚Ⅰ:迷雾何指?四度朝核》(点此阅读)认为,朝鲜近期接连宣称成功爆炸氢弹和发射“光明星4号”的意图可能并非掌握氢弹技术,而是“两弹并举图实战”,即同时获得低当量实战核弹头与核弹载具,以形成中远程导弹实战能力。中国却因此陷入“承担同盟义务”与“满足‘负责任大国’期待”的两难局面中。那么,朝核问题何以形成今天的困局?今天推送续篇,以飨读者。



溯源东亚区域秩序史,“主体思想”非但不是朝鲜特立行为风格之因,反倒是各方反复博弈之果。其近代外交“以夷制华”或“以华制夷”,借地缘绑架中国为其不可测之行为后果负责的机会主义表现也屡见不鲜。以1955年清洗“延安派”为标志,作为与“事大主义”倾向完全对立的金氏“主体思想”随着中苏矛盾分化、朝鲜左右逢源而逐步确立起来。90年代的朝鲜面临空前的安全压力和外交困境,执行以拥核为首要目标的“先军政治”国家战略开始成为朝鲜领导人的不二选择。核武与“主体”捆绑,恰恰是朝鲜在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后濒临存亡之境、铤而走险的选择。在此期间,核武器作为国家间“大均值器”的战略作用纤毫毕现:小国一旦拥有足以使大国遭受无法承受的损伤的核打击能力便足以威慑大国,这对于整日以“先军政治”为宗旨的朝鲜政权来说反倒是最好的护身符。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朝核问题发展到今天,其背后有着长年累月形成的结构性权力要素乃至文化心理积淀,单纯从核武器等军事角度很难完全把握其背后的深刻制动力。我们必须看到,自从甲午战争导致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崩解后,东北亚地缘政治即从类似同心圆的文化政治“差序格局”进入了碎片化的权力政治“均势时代”,其区域政治机理迅速“威斯特伐利亚”化。



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示意图。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惨败,标着着这一体系的崩解。


从历史上看,均势是现代欧洲国际关系的最基本运作机制(以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为初始型模),其构建或维护的主要机理在于若干弱国结成足够有力和广泛的联盟,防止单一强国通过称霸来破坏其余国家的独立和自主权利。但欧洲均势体系并非单靠循环和内部自动平衡就能实现,其生存和更生愈加有赖于欧洲边缘和外部力量的介入,其长远后果是欧洲地位的相对衰落、非欧强国的兴盛和“欧洲体系的消逝”(时殷弘)。



一般认为,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标志着近代主权国家国际体系的形成。


与欧洲破碎性政治地缘相似的是,欧美列强卷入东亚、日本于边缘崛起,造成了东亚格局的根本性变动。而二战的结果虽导致日本“大陆政策”挫败,却又使半岛权力真空被美苏两大阵营所填补,朝鲜战争后半岛更成为亚洲冷战对抗的最前线。百多年来以文化、经济“中心-边缘”格局为基础的东亚体系硬是在域外大国的“离岸平衡”作用下成为比欧洲更为纯粹和典型的权力均势格局。随着朝核问题的兴起,这一均势结构非但未因苏东剧变终结,反而成为由二元格局向多极博弈过渡的一个镜像,半岛统一也和两岸统一一样成为了具有深刻国际背景的历史遗留问题。朝韩分裂、南北不统的局面也将因其中短期符合各大国地缘利益而持续存在。试想,如韩朝统一,地区和谐,则必有如下战略损益:


对俄,远东军事力量难以强化,其在东北亚影响力大大降低,昔年斯大林同意金日成率兵南进引发朝鲜战争,就有争取朝鲜不冻港以弥补中苏条约中无法停驻旅大之意涵,即便在数十年后的今天,一个有求自己的朝鲜必将增加俄对美日的战略筹码;对日,在其摆脱和平宪法的道路上便无法以半岛危机为其军力扩张、强化美日同盟张本,因而在本次核试验后日本官方迅速表态要单独加强对朝制裁,甚至声称向自卫队下达命令可对朝鲜试射之远程导弹予以拦截,大力渲染威胁气氛;对美,驻军半岛将失去合法性,韩国亦不能携美日体系为靠山,反之则可离间中韩、迟滞中国整合东北亚经济步伐,巩固美日韩同盟,并以朝核为由在第一岛链部署先进装备,收取“重返亚太”围堵中国之效。据悉,正是由于对美国底牌有清楚认识,金正日昔年甚至曾不排除以承认驻韩美军合法性换取美国承认朝鲜“拥核”地位的选项。而朝鲜之所以一再强硬核试,视六方共识、国际协议如一纸空文,就在于其清醒洞悉相关各方重重矛盾之下自身枢纽地位更受倚重,非但轻易无倾覆之虞,反而拥核愈固政权愈安,只要试验不对四邻环境造成物理破坏引发外来武力打击,任何的谴责和制裁都不足以动摇国本。朝鲜这种对自身安全和均势外交的格外敏感和坚定认知,自然与其百余年来饱受大国政治震荡的历史存在着极深的关联,堪称:


地缘破碎,“大国制衡”各图利

危如累卵,“主体思想”促拥核


在中国民众的历史叙事中,对朝鲜的定位已经习惯于以壬辰战争和朝鲜战争为表征的“血盟”关系,故往往难以接受最近十余年朝领导人的种种行为逻辑,然而站在朝鲜视角,则其来有自。溯源东亚区域秩序史,“主体思想”非但不是朝鲜特立行为风格之因,反倒是各方反复博弈之果。自明清易代始,封贡体系中汉化程度最高、感念大明“再造之恩”且以“小中华”自居的朝鲜一直坚持“夷夏大防”的思想,在文化和政治心态上对强压其臣服的清廷若即若离,身份认同开始深刻变异。以大明为“事大”、以满清为“交邻”的复杂纠葛亦构成了朝鲜版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交织的对外心态。而此时日本走的更远,文化心态甚至变成对现实清国的鄙夷与仇视,其1609年后要求琉球对中日双向朝贡、1683年德川幕府颁布旨在限制华商长崎贸易的贞享令,都说明日清的政治经济关系一直在向独立实体完全对等的模式演变。就此论之,清季中国固然实现了“大一统”区域治理的巅峰,其获得政权政治过程和文化争议却也蕴藏了体系内部分裂的种子。



恭亲王奕䜣意识到,朝鲜对中国并非尽出真忱,而不过“欲借中国为卸肩地耳”。


当19世纪中叶朝鲜与法、美进行军事对抗时,从不事先同清廷沟通,恭亲王奕䜣即指出,“朝鲜于上中国文件,居然自行抄给美国……其所谓求中国保护者,并非尽出真忱,不过欲借中国为卸肩地耳”。



1876年,日朝签订《江华条约》,迫使朝鲜打开国门



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


及至日舰炮击釜山的江华岛事件发生(1875),清廷无力维持对附属国的义务,李鸿章即凭“以夷制夷”手段开放朝鲜,使其进入西方条约体系,以防止单一列强独占,这虽称得上是以较低成本维持属国与宗主国关系的手笔(李扬帆),却难免饮鸩止渴。清廷欲图均势反因实力不济被他人所“均”,此后袁世凯之“监国”反而更增朝鲜离心与功利倾向。甲午战后,朝鲜王室违背“北不失礼”的祖训,“自眩于独立之嘉号”跟从日本,从日之后又在日俄战争中图谋亲俄,后被日本剥夺外交权,以致梁启超认为朝鲜“喜行小慧而计常拙”。在这种情况下,其近代外交“以夷制华”或“以华制夷”的机会主义表现屡见不鲜(如间岛纷争)便不足为怪了。因此,我们便能明白金日成在得到苏联军援后瞒着中国同志进兵南下本有其历史惯性,借地缘绑架中国为其不可测之行为后果负责并非特例。而朝鲜战争中,彭德怀指挥中朝联军及其背后毛泽东、斯大林空前一致更令金日成恼火极深。以1955年清洗“延安派”为标志,作为与“事大主义”倾向完全对立的金氏“主体思想”随着中苏矛盾分化、朝鲜左右逢源而逐步确立起来。核武与“主体”捆绑,恰恰是朝鲜在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后濒临存亡之境、铤而走险的选择。



平壤的主体塔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朝鲜尚作为“经互会”观察员,是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分工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本国强力计划体制推动,加上贸易循环和苏中大力援助使之迅速走上了工业化道路。有统计称,朝鲜战争结束后的10年,其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25%;60年代末农村全部通电;70年代末粮食实现自给并实行全面免费教育、医疗制度。而同期韩国的主要工农业产品指标虽与朝鲜相当,但其人口超过朝鲜一倍,加上贫富悬殊严重,一般认为其现代化程度尚不及朝鲜。然而随着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分工体系瓦解,身处地缘与意识形态对抗前沿的朝鲜受西方封锁更甚,原料、燃料和原油的进口锐减,冶金、煤炭、电力生产大幅下降,整个工业处于严重的衰退之中。加之连年天灾、化肥短缺,粮食产量大不如前,其经济不得不步入“苦难行军”时期,此时取代苏联提供石油、化肥和粮食的只能是中国。但90年代初身处内外政治运动余波的中国因国力军力和国际环境限制,制定了以“四不”和“两超”为主旨的“韬光养晦”对外方针(不扛旗、不当头、不对抗、不树敌,超越意识形态、超脱),在改革开放大战略下开始融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除了对朝经援之外,难以提供政治和军事的完全保障。


形格势禁之下,90年代的朝鲜着实面临空前的安全压力和外交困境:一来苏联“核保护伞”消失,中国用于核自卫的能力尚未成型,朝鲜直接面临美国主导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遏制;二来苏联中国先后与韩国建交导致朝鲜更受孤立,认为二者皆不足恃,依托效应大减;三来美日韩同盟对朝压力更增,在严苛封锁的同时不时摆出武力颠覆朝鲜政权的军事姿态,此消彼长之下韩国的经济繁荣更明显消解了朝鲜社会的凝聚力。在内外安全形势极端严峻的情况下,执行以拥核为首要目标的“先军政治”国家战略开始成为朝鲜领导人的不二选择。作为军人政权,金氏唯此方能彻底激发民众的团结精神、民族斗志,立竿见影地凸显“强盛大国”的伟大成就,同时强化“帝国主义包围”的政治渲染,塑造白头山传统为悲情英雄、光辉化身,巩固和维护现政权之合法存在。更便于其日后在外交谈判中搏取利益,制约周边大国,在南北关系中掌握统一主导权。



核武器,是朝鲜在90年代国际环境迅速恶化之后与大国博弈的”均值器“


可以说,朝鲜这一案例使核武器作为国家间“大均值器”的战略作用纤毫毕现:核武一方面造成了所谓核国家与无核国家的区分,从而使国际社会更不平等,但另一方面又倾向于减小大国与小国的差别,小国一旦拥有足以使大国遭受无法承受的损伤的核打击能力便足以威慑大国。核国家之间不大可能爆发重大战争,从而在相应程度上“将战争驱除出国际政治的中心”,这对于整日以“先军政治”为宗旨的朝鲜政权来说反倒是最好的护身符。


既然“拥核”对其而言有如此神效,朝鲜开始以能源短缺的名义扩建核反应堆,并强行叫停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在1993年3月美韩举行大规模军演后,朝鲜宣布进入战时状态并赫然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造成第一次朝核危机。考虑到朝鲜严重的经济困难,美国担心过于强硬会迫朝铤而走险使半岛局势失控,克林顿政府逐渐确立了以合作、接触和谈判手段解决朝核问题的基调,同意朝鲜发展以核电为目标的核设施,朝鲜则对核问题每一个细节都明码标价,诸如缓和制裁、索要粮油援助等更不在话下。而通过利用在国际黑市的交易成果,朝鲜的核能力却与日俱增。面对双边谈判不尽人意的窘境,自小布什以新保守主义强硬派姿态上台后,一度提高谈判价码,尤其在“9.11”后把朝鲜列入“邪恶轴心”名单。与之相对,朝方亦强硬态度还以颜色,非但承认开发浓缩铀、研制核弹,更再次退出《核不扩散条约》、重启被冻结的核设施,朝核危机再次发生。




中国的介入促使”六方会谈“成为处理朝核问题的重要途径


从2003年开始,由于中国的积极介入,多边谈判成为了处理朝核问题的重要途径。然“六方会谈”虽达“维稳”之效,却始终难免相互试探“以拖待变”的成分。美国始终不愿在各个细节对朝让步,并鼓动日韩在会谈议程之外的领域寻求对朝鲜的新制裁,而朝鲜于“行动对行动”方面有意避重就轻,同时拥核进程不止,结果去核措施自然只见星火,“9.19”声明亦难免宪草文章。尤其是2006年第一次核试验之后,朝鲜更是进一步要求国际社会承认其拥核地位。当李明博一反卢武铉时期“阳光政策”而持续敌意示强、麻生太郎一再声言加大制裁时,朝鲜遂于2009年5月再行核试后着,单方面声明“永久退出六方会谈”以向新上任的奥巴马施压。尽管此后朝方曾一度软化立场,但由于奥巴马上台后力主“全球收缩”,强力推行具有“新尼克松主义”性质的“亚太再平衡”,并利用“天安号事件”以来的形势强化美韩军演力度、对朝实行冷漠孤立的“战略忍耐”,朝鲜的外部安全形势更加恶化。加之朝鲜领导人更迭后面临更大的内部压力甚至是权力危机,一旦“内外勾结”,后果不堪设想。前有“莫须有拥核”的萨达姆,后继“专制独裁”的卡扎菲,都在美国“反恐”旗帜下丧命。历历在目之余,加紧核弹与远程导弹试验遂成为平壤矢志不渝的目标和压倒性战略任务,第三和第四次核试验由此发生。


“莫须有拥核”的萨达姆与“专制独裁”的卡扎菲,都在美国“反恐”旗帜下丧命


纵观2009年以来的种种战略情势,美国“重返亚太”、半岛核试升级、中国强势崛起已然成为影响新时期东北亚格局的三大结构性要素。当这三种彼此矛盾的要素都在加强自身的分量和存在时,利益和主张的分歧也将使其日益失去其模糊和回旋余地,昔年美苏崛起和对抗时形成的“极化”思维已悄然隐现于今日之东北亚。欲研判未来朝核问题与区域形势走向,吾辈不可不深察之。


相关剖析请参见续文:“风起东北亚Ⅲ——何以封印?战略棋局下的朝核出路”。


(编辑/吴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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