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父亲的走马灯

2016-02-22 周国平 周国平 周国平

父与子的难题

周国平


我家人民广场的住房是一间大屋子,中间横着一口大柜,把屋子隔成了两间。那口大柜的某一格里放着父亲的书,我经常爬到柜子边沿上去翻看。有一回,我翻到了父亲的一个笔记本,好奇地偷读起来。其中一页的内容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父亲记录的别人对他的批评和他自己的检讨,主要是脾气急躁和态度粗暴之类。这当然是再平常不过的。可是,当时我却觉得犹如五雷轰顶。在此之前,我对父亲一直怀着崇拜的心理,并且以为别人都和我一样。我压根儿没想到,会有人说他不好,而他必须向他们承认自己不好。这件事一下子打破了我的幼稚的崇父心理,使我发现他的权威仅对子女有效,在所有其他人眼中不过是个凡人。此后许多天里,我的心情沉郁而复杂,一面深深地同情他,自以为懂得了他的秘密苦恼,一面为窥见了他的凡人面貌而感到羞愧和不安。


我上小学时,父亲才三十开外,仍很有生活的乐趣。每年元宵节,他会亲手制作一只精致的走马灯,在纸屏的各面绘上不同的水彩画,挂在屋子里。电灯一亮,纸屏旋转起来,令我惊喜不已。他还喜欢养小白鼠,我们叫洋老鼠,也是自己动手制作鼠箱,里面有楼梯、跳板、转轮等,宛如一个小小游乐场。鼠箱的一面是玻璃,孩子们聚在前面看小鼠玩闹,笑声不断。我心中暗暗佩服父亲,真觉得他那一双巧手无所不能。然而,我上初中时,有一件事使我发现他的性情有了很大改变。那些天我也迷上了做手工,做了许多作品,包括一顶硬纸做的军官帽。我怕小弟弟弄坏我的作品,便把它们藏在那口大柜的顶上。和伙伴们玩军事游戏时,我要用那顶军官帽,不免经常踩着柜子边沿爬上爬下。父亲对此感到很不耐烦,有一次终于发作了,夺过我的军官帽扔在地上,一脚踩烂了。当时我惊呆了,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从亲手为孩子做玩具,到亲手毁坏孩子做的玩具,这个变化实在太大了。


 父亲中年的时候,脾气变得相当暴躁。他难得有好心情,自己不再玩也不带我们玩,从早到晚忙于工作。因为工作累,每天必睡午觉,那时我们在家里就失去了一切自由,轻声说一句话,咳嗽一声,稍微弄出一点声音,都会遭到他的斥责。他经常不失时机地提醒我们,是他千辛万苦养大了我们。他说话的口气使我感到,仿佛我已经是一个忘恩负义之人。由于长期担任基层领导,他说话的口气中又掺入了一种训示下级的味道,也使我感到不舒服。有时候他还打孩子,经常挨打的是我的两个弟弟,一个是因为淘气,一个是因为他所认为的笨。我不记得他打过我,但我并不因此原谅他。有一段时间,我对他怀有相当敌对的情绪,看见他回家,就立刻躲到别的地方去看书。


 在我小时候,父亲是很宠我的,走亲访友总喜欢带着我。到他进入中年、我进入少年的时候,父与子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微妙的紧张关系。我们并未发生激烈的冲突,但始终不能沟通。出于少年人的自私和自负,我不能体谅他因生活压力造成的烦躁。同样,他也完全不能觉察他的儿子内心的敏感。如同中国许多家庭一样,我们之间从来不曾有过谈心这回事。这种隔膜迫使我走向自己的内心,我不得不孤独地面对青春期的一切问题。他未必发现不了我们之间的疏远,只是不知道如何办才好。不久后,我读高中住校,读大学离开了上海,这对于我是一种解放,我相信他也松了一口气。刚上大学时,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对他的教育方式展开全面批判,着重分析了家里每个孩子的特点和他的处置不当。据说他看了以后,对弟妹们淡然一笑,说:"你们的哥哥是一个理论家。"事实上,在度过中年期危机之后,渐入老年,父亲的脾气是越来越随和了。随着年龄增长,我自然也能够体会他一生的艰辛了。


 现在我提起这些,是为了说明,父与子的关系是一个普遍的难题。如果儿子是一个具有强烈精神性倾向的人,这个难题尤为突出,卡夫卡的那封著名的信对此作了深刻的揭示。一般来说,父亲是儿子的第一个偶像,而儿子的成长几乎必然要经历偶像的倒塌这个令双方都痛苦的过程。比较起来,做父亲的更为痛苦,因为他的权威仅仅建立在自然法则的基础之上,而自然法则最终却对他不利。他很容易受一种矛盾心理的折磨,一方面望子成龙,希望儿子比自己有出息,另一方面又怀着隐秘的警惕和恐慌,怕儿子因此而轻视自己。他因为自卑而愈加显得刚愎自用,用进攻来自卫,常用的武器是反复陈述养育之恩,强令儿子为今天和未来所拥有的一切而对他感恩。其实这正是他可怜的地方,而卡夫卡似乎忽略了这一点,夸大了父亲的暴君形象。不过,卡夫卡正确地指出,对于父与子难题的产生,父子双方都是没有责任的。这是共同的难题,需要共同来面对,父与子应该是合作的伙伴。儿子进入青春期是一个关键的阶段,做父亲的要小心调整彼此的关系,使之逐渐成为一种朋友式的关系,但中国的多数父亲没有这种意识。最成功的父子关系是成为朋友,倘若不能,隔膜就会以不同的方式长久存在。


 我是感觉到这种隔膜的,一旦和父亲单独相处,就免不了无话可说的尴尬。其实不是无话可说,而是话还没有开始说,只要开始说,任何时候都不算晚。在子女年长之后,交流的主动权就由父母手中转移到了子女手中。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为什么没有尝试和父亲作哪怕一次深入的交谈,更多地了解他一生中的悲欢,也让他更多地了解我呢?父亲已于十四年前因心肌梗死突然去世,治丧那一天,看到那一具因为没有一丝生命迹象而显得虚假的遗体,从我的身体中爆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恸哭。我突然意识到,对于业已从这具躯壳中离走的那一个灵魂,对于使我的生命成为可能的那一个生命,我了解得是多么少。父亲的死带走了一个人的平凡的一生,也带走了我们之间交流的最后希望。



《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

周国平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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